2015年6月，我国向联合国提交“国家自主减排贡献”承诺：“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。”

2020年9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：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减排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”

为实现上述“碳达峰”、“碳中和”目标，人们已经进行过大量的研究，也取得了不少相关成果。然而，围绕不同尺度下碳排放关键影响因素的贡献度问题，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，尤其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更少见。为此，以中部江西省域为例，贾俊松研究组与合作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
主要发现如下：

（1）如图1和表1所示，宏观（国家）尺度选定的指标有产出总量、产业结构、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。微观（企业）尺度选定的指标有投资强度、研发强度和研发效率。其中，产出总量、研发强度和投资强度对能源相关产业碳排放增长具有主要驱动作用，它们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3.212％、9.537％和4.200％。能源结构的驱动作用效果最弱，年均贡献仅为0.017％。然而，研发效率、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，这些因素对能源相关产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抑制减缓作用，它们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分别为-13.737％、-11.652％和-7.804％。

图1. 分四个阶段的碳排放增长及其分解因素贡献(即第九个“五年计划”末期(1998-2000)、第十个“五年计划”(2000-2005)、第十一个“五年计划”(2005-2010)和第十二个“五年计划”(2010-2015))

表1. 四个阶段的贡献类型和趋势以及不同尺度因素年均贡献率

注：^a系列分的四阶段是

第九个“五年计划”(1998-2000)末期，第十个“五年计划”(2000-2005)，第十一个“五年计划”(2005-2010)和第十二个“五年计划”(2010-2015); +和-分别表示对能源相关产业碳排放变化的促进和削减效应。

（2）为提高江西能源利用效率及减少能源相关产业碳排放，地方政府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，例如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生产模式。其次，从长远来看，人们不能忽视能源结构优化的潜在作用，全面推进清洁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仍然是当务之急。第三，可以实施一些与研发投资相关的监管政策工具，如，碳减排责任制、碳排放审计和碳标签规范，以鼓励工业企业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绩效。第四，与1998-2015年研究期一样，在抑制可能的反弹效应的同时，不断降低能源强度仍然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长期战略。

（3）微观企业与产业尺度下，应该促进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轻工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发展，与此同时，那些技术和效率过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应逐步淘汰掉。特别地，在设计相关的能源相关产业碳减排政策时，应优先考虑抑制前五个能源密集型子行业的排放(S33，S23，S17，S22和S1，图2及表2)。

图2. 前5个能源密集型子行业能源消费动态变化

表2. 前5个能源密集型子行业名称

该部分内容发表在期刊《Energy Efficiency（能源效率）》上，该期刊是国际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科学、环境科学、地理科学、生态经济及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著名SSCI期刊，近5年影响因子达1.98。

该文同时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(SCIE)全文收录，其链接如下：

https://link.springer.com/content/pdf/10.1007/s12053-019-09814-x.pdf

贾俊松简介链接：

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blog-297417-1267020.html

https://publons.com/researcher/2554011/publications/

https://www.researchgate.net/profile/Junsong_Jia

https://dlxy.jxnu.edu.cn/2012/0917/c7439a83882/page.htm